购书成瘾

两周没去郑州了，又梦见了那熟悉的书店：来新书了，得去买。我意识到：购书成瘾了。

小时候，无书可读，常常放学就挤进老家街头的新华书店，伸着头看玻璃书橱里的连环画，用攒下的娘让我买烧饼的钱买上两本。

上初中时，我想订阅《中学生数理化》和《中学生学习报》。那时家里很穷，靠父亲微薄的工资和母亲在大队卫生室每天2个工分的收入，养活着我已经年迈的爷奶和我们兄弟，条件不允许我买书。我却十分执拗，新学期开学，当娘从她的裤缝里掏给我学费后，我仍眼巴巴地望着她，却不敢提要钱订阅书报的事，直到我眼泪汪汪，娘问我“可是想要钱买书”，我含泪点头，娘知我心，从床头把她熬夜掐辫子的钱取出交给我。那是我终生难忘的辛酸，也是我终生难以报答的母恩。我不能辜负娘的期望，每期报刊我都认真阅读、研习，在每年一度的全县初中数理化全能竞赛中，我都为母校拿到了名次。

进入高中后，由于从小爱看父亲带回的哲学和政治方面的书籍，鬼使神差地迷恋上了文史哲，我选择了文科（我的老师和同学至今对此感到惋惜）,开始购买哲学和历史方面的书籍，并如痴如醉地阅读，以至于能够像讲故事一样说出二战期间“三巨头”历次会晤的内容以及历次战役中对垒双双各自出动了多少兵力、多少架飞机和多少辆坦克。

1990年9月，我步入环境优美、底蕴深厚、古朴典雅的河大校园，学习法律专业。开封古城的书店让我大开眼界，在古籍书店，我第一次看到了倒翻竖排的线装书，而且还买了一本至今没有看完、也没有看懂的线装书——《资治通鉴》。每到周六、周日，我像淘宝一样游走于各个书店，痴迷地看书、选书、购书，每购一本新书，我都像照看新生婴儿般地抚摸她、呵护她，然后小心翼翼地把她们安置到新家—我的书架里。在四年的大学生活中，父亲每学期给我500元的生活费，这在当时足够我的花销。为了买书，我节衣缩食，每学期舍不得打一次荤菜。有一次，娘知道我吃馍就咸菜的艰辛后，哭了整整一夜，把她省吃俭用攒下的卖鸡蛋的20元钱寄给了我。我安慰娘：“我买书，生活虽苦，但我精神充实，活的快乐”。

大学毕业后，我回到家乡法院工作，远离大都市、交通闭塞，买书成了我的一块心病。每到周末就像抽烟的人断了烟一样，茶饭不思，围着自己的书架转悠：书店里又进了哪些名著、某一系列丛书的新书是否到了？每每出差或其他事务到郑州、北京等地，办完公务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到这些地方的新华书店、三联书店、法律书店等去看望这里的新朋旧友。2003年，“非典”肆虐，我寂寞难耐，只身两次去了郑州，在车站入口检查处，一位警察见我提了两提书对我说“兄弟，都啥时候了，你还敢过来买书”。因为买书我结识了省高院的退休法官冯阿姨和温文尔雅的陈金巧女士——两位法律书店的守护神，冯阿姨经常给我戏票、陈女士经常用信息给我送来问候。看我痴书但经济拮据，每次购书她们都让我记账，年底结算，给我最高的折扣。还有我的领导韩国忠院长、齐梅英院长、孔令奎院长，金博大律所的陆咏歌主任、刘学民先生都帮助过我，她们一直让我心存感激。

这些年，我虽然学业无成、事业平凡，却积攒了几大架书籍——尽管读的很少，摆满了我那并不宽敞的书房兼卧室，书架里、案台上、床头边，他们或站或躺，像孩子一般拥在我的身边。《刑事法评论》、《民商法论丛》、《刑事审判参考》、《民事审判参考》、德国法学译丛、中青年法学文库、台湾法学名家系列、西方法学名著等排列严整。女儿对我说“陈小哲，你的书像国庆阅兵式，这是女兵方队、那是三军仪仗队……”，我对女儿说“书是我的至爱，我得照看好”。没想到买书的嗜好也遗传，现在读高一的女儿像我一样，也是每周要逛逛书店，也开始买起了系列丛书。我并不宽裕，但我支持她，就像娘当年待我那样。

购书使我并不丰厚的收入更加拮据，但却为我构筑了一个丰富的精神粮仓。我能够随时徜徉其间，感受她的墨香、吮吸她的乳汁。